来源标题：我不是国图里的“苦行僧”
记者手记：
“您好!这里有卖水的地儿吗?”
“外面有饮用水，有小的纸杯。下回您也可以自带一个杯子过来。”
“您好!我借完书了，您这儿有没有塑料袋什么的?”
“现在不让用塑料袋了。”
“您好!不能带包进来是吧?”
“可以带，但得是比A4纸小的那种包。”
……
41岁的顾晓军是国家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。在图书馆二层阅览室的进出口处，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台电脑，系统里记录着每个访客的读者卡信息。他的角色有点像是电脑游戏中的NPC(非玩家角色)，需要不厌其烦地回答读者关于借书、办卡、喝水、上厕所等一系列的问题。
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》第2季播出后，顾晓军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。事实上，他并非国图众多管理员中的“劳模”，最初引起导演的关注，是因为豆瓣上的一个帖子。
2013年12月15日，豆瓣用户“老袁”在“国家图书馆”的小组发帖打听顾晓军，并且连用了好几个感叹号：
“那个管理员，自然卷，大概30出头吧，然后带一个金属框眼镜!!!!微胖!!!!有时候值早班，有时值晚班!!!!鼻子有点大!!!他每次都在自学波斯语!!!!”
一天后，网友“nlc-bob”在帖子下面留言：
“必须知道啊，这是我们一位神奇的同事，除了熟练掌握英语外，大概我记得他还认识法语、德语、希腊语等五六种外语，目前在学习波斯语，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是历史专业的，所以准备把文明古国的语言都学全了……”
纪录片播出后，一些标签也被贴到顾晓军的身上，例如“扫地僧”“苦行僧”，人们通常相信，这类执着于求索知识的人，在生活中多少会有些另类。我也抱着近似的想法，向顾晓军发出了采访邀请，尝试找到他身上的矛盾性——无论是他和外部环境的“不搭”，还是他处理“落差感”时内心的挣扎。
纪录片里，顾晓军在用法语朗读文学作品《最后一课》的片段时，突然流下了眼泪，面对镜头连连道着“对不起”。我也想知道，他为什么会哽咽，眼泪背后的东西又是什么。
采访中，当我们聊起语言、历史和书籍，顾晓军可以说上三五个小时，完全是不知疲倦的样子。中途休息时，他拿起手机看电子版的梵文和希腊语，有的是文献资料，有的是他自己翻译的段落。顾晓军至今独身，他把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，都投入到了热爱的历史和语言中。他在去年11月才开始用智能手机，使用率最高的是整理读书笔记的办公软件，但依然没有安装微信。
我把关于他的那些“标签”抛了过去，但他就像个武林高手，一一化解了这些招式。似乎在顾晓军那儿，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，逆境能转化出积极意义，坚持自己的同时，他与外界保持着友好的互动。
在国图三层的员工休息室，他给我看了一些手抄的希腊语段落，他尝试把法语、德语、英语那些有趣的片段都翻译成古希腊语，他将这形容为一种“反推的学习方法”。他也很愿意讲起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，他说自己很懂西塞罗，他们的一些精神特质可能是相似的，比如在坚持理想的同时，达成了与现实的中和。
最后一次见面，顾晓军带我逛了逛他高中学校的旧址。那是朝阳区呼家楼附近的一所学校，校名已经更换，路口他以前常去的一家书店也已不在。上高中时，面对历史课本，他已经想知道更多考点外的细节。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，权倾一时的罗伯斯庇尔，怎么就沦为了阶下囚?
当采访结束之后，我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转变。我不再纠结他朗读《最后一课》时为何落泪，更重要的是兜兜转转之后，他心里最本原的那个地方依然还在。
以下内容根据顾晓军的讲述整理。
选择理想，也不背弃现实
我上大学选的是历史系，主要是因为高中班主任是历史老师，他特别在意我对历史的好奇心。历史很多人都学得比较死，但是我不会刻意去背。我对于历史上很多说法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跟历史老师探讨的时候，他不会跟我讲说这个不会考，你就这么记吧。他会跟我分析，甚至去查些教案以外的资料。那会儿网络不是很通行，他查了一些书，哪天忽然找我说，哎，顾晓军你看一下这个。我就发现，很多结论性的东西要是掰开了揉碎了，会发现跟现实的历史大相径庭。我很感谢这个老师，是他的鼓励，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兴趣。
上大学时，我的研究方向是历史文献。当时选择这个领域的学生不多，因为对语言的要求高，除了要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，还要去解读各类古代文献。
我不敢说已经完全掌握了多少门语言，有的可能还算不上精通，但我确实从学生时代，就尝试自学日语，后来又学了法语、古希腊语等。历史是包罗万象的，掌握更多语言，能帮我近距离地触碰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、经典的文学，体会到更强烈的心灵震撼。
我大学论文的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，发现很多人文主义者都提到过一个人——西塞罗。我觉得西塞罗最核心的特质，是一种无限的斗争，或者说是一种好奇心。人面对挑战，有时候是被动的，是不得已的，但有的时候也可以是积极的，去迎接挑战，像谷爱凌似的，不断突破新动作。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极限能够突破到多大，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有多厉害，这不是一种好奇心吗?
而且，他们有的不光是简单的激情。像现在很多人，一时的激情是有的，但是这种激情能够延续多久呢?最后PK的是持久度，或者说一句很常见的话，就是“不忘初心”。初心，就是入道之初心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他们往往是会选择理想。而且更厉害的在于，他们不是简简单单背弃现实，而是一种中和，更好地变通，最后达到自己的本意。
那些“长在心里的点”，才是永恒的
《最后一课》讲的是普法战争，法国失败了，德国把法属的一些地儿吞并过去，逼迫当地人去说德语。文中的小弗朗士，他那天差点就翘课，但是经过上法语课这一系列的过程，他有了对于母语的意识。
如果细抠故事背景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历史上德国也曾被强迫说法语。如果你宏观、理性地看这个问题，也许会觉得，作者都德在某种意义上，也是在进行一种战斗，是对本民族语言的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渲染。他没有直接点明，法语要被奴役了，他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述，而且这个孩子表现得似懂非懂。
读到《最后一课》的人，很多对法语、德语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，包括像“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”，很多人都在争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。这些其实没必要，必要的是什么呢?就是它的这种通性。对于任何一个受奴役的民族，他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受到启示——要保持自己的语言。
“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，只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语言，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”。
我当时读这段的时候哭了，因为觉得写得特别好。你想想，母语本身就是母亲嘛，他们一下子就不让你和母亲在一起了。都德把这种人和对语言的情感，很贴切的展示在其中。而且对于我来讲，可能对语言有更多的敏感性吧，对语言的情感留恋更多些。
我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，但是奇怪在哪儿呢，我一般不会在这种(拍摄的)情况下激动，可能那天睡得比较少。其实拍摄的时候我还读了好多别的，包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包括苏格拉底。我没有去预设感情，就是读到那段，不知怎么就那样了。
有几篇文章对我都是禁区，不能提得太深，或者说不要当人家面去读。我觉得这样倒也挺好。如果说哪天读了，完全没感觉了，像是一个发泄点进不去了，我会挺痛苦的。这种点可以牵引你去读一些东西，像是古希腊语、梵文。不一定都是哭点，但都是凭着一种本能的热爱，把人吸引过去。
其他一些目的也可以产生这种“吸引”，比如说为了升学、为了评职称，或者靠着这些得到某些人的芳心——这也能够理解，但我觉得这些目的产生的吸引都是瞬间的，只有那些“长在心里的点”，才是永恒的。只要你生在这个世上就会喜欢这种东西，可能种种原因，你丢弃了它，但你时时还能捡起来。
豆瓣上有读者发了“寻找顾晓军”的帖子，导演跟我说起过，我没具体去查。在那之前，我也听说过有人在网上写，说国图有个人，学波斯语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个人应该是我，但我当时学的应该是希腊语。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我是谁，重要的是大家能关注这种事情，而不是说哪个明星出现在国图，或者国图出现一个不怎么好的事引起社会关注。我觉得最起码能给人一种好的向往。
拍纪录片的时候是去年三四月，和那会儿比，我比较大的变化是开始用智能手机了。主要是我们馆没有健康宝不能进来了，逼得我不得不换手机。我去营业厅办手机卡才发现，现在已经变成小卡了，我最开始用的是诺基亚手机，后来换了另一个杂牌机，内存最大也就256兆，功能就是打个电话发个短信。
我发现智能手机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，可以用PDF和Word，而且还有阅读记忆的功能，相当之方便。以前我用Word写完东西，都得用U盘拷贝下来，回家插电脑里再看。现在我写完了，就搁在手机里，在车上也可以看，然后反复琢磨遣词造句，一下子(学语言的)速度提升了不少。
克服“接触不良”，己所欲者也不滥施于人
我大学毕业后当过旅行社销售，也去奥组委当过工作人员。但在最忙的时候，我的法语书仍然在看着，仍然没事的时候看看维基百科，看看历史，看看喜欢的那些西方学者的生平传记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唯一缺的就是时间。我希望之后有时间了，能把这些积累汇总起来。
我是2009年1月4日来的国图。当时我也有好多选择，包括一些国企。但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些都离我太遥远了，我想去一个跟文化更接近的地方。后来我正好看国图在招聘员工，就投了个简历，于是就来了。
从小到大我就不是特喜欢钱这类东西，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太擅长挣这个东西。所以这是我选择的，我选择的必定是一条表面不怎么光鲜的路子。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羡慕别人的光鲜了，你走的就不是这个路。
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说，顾晓君是苦行僧一样的人，我觉得不是。我非常敬重苦行僧一样的人和“苦行僧”这个词，但我真的不是。你看我哪儿苦了?没有苦，我也没为了喜欢的事情不吃不喝，一切都很自然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很酷，能得到很大的满足。
我周围的很多亲戚，包括我妈，没有人懂古希腊语，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讲这种细节的东西。平常见长辈，更多的还是聊工资多少了、找没找女朋友。像电视里有一阵老拍这种情节，讽刺这种现象，但话说回来，跟长辈在一块儿，不聊这些聊什么，要交流啊。
而且这些事是通识，跟别人讲某个特定领域的东西，他肯定不会知道，但是通识谁都知道。所以我觉得不冲突，真的不必事事跟人家讲，比如说，“公元二世纪希腊语在用词在文法上开始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”，这种是研究课题。
我跟同事一般也不会聊古希腊语，但有可能会聊法语或者书籍。比如说谁要看《红与黑》，我就告诉他，这个法语本来是怎么回事，这个翻译的人怎么样，诸如此类。我一般不会太强势地跟人家讲什么的，一般会讲一些别的，顺便说说这些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己所欲者，也不能滥施于人。
差不多十年前吧，我已经克服了那种和外界“接触不良”的感觉。其实就是对自己状态和周围状态的不搭，至于落差感和抱怨，我好像还真没有过，只是偶尔有些波动，确实也赶上周围人都比较包容我。
我觉得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，就是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古代的这个“穷”不是指的没钱。“穷”指的是一种困顿，是一种状态，是一种自己不得伸展。你看繁体字的“窮”，底下是一个身一个弓，就是典型的一个象形字，就是一种得不到施展。那这个时候要干什么?就是典型的“独善其身”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如果能“达”了，有一天能够伸展了，那么“兼济天下”也是用的“独善其身”时候的这些积累吧。就是咱们说的俗话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
而且我觉得，做的这些事情你并不去伤害谁，也不会去影响谁，你也不必就像个道学先生板着面孔。就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招谁惹谁了，对不对?可能有些人觉得，你比较怪啊什么的，但这没关系，他说他的你弄你的，时间长了他也就不觉得了。
图书馆的人群里，貌似波澜不惊，其实汹涌澎湃
来图书馆的人群，你如果不留心观察，会觉得就是一潭静静的死水;你要是去主动观察，就会发现这里貌似波澜不惊，其实汹涌澎湃。
因为来的人，除了个别休闲的，大多数人目的性挺强的，有的是高校学生来写论文和查资料的;有的是上班族准备司法考试、公务员考试或者给自己充电的;有健康出了问题，到书里来求医问药的;还有一类像“失意文人”的群体，他们几乎每天都来，能从言谈中感觉出来，他们看书不少，但因为定位不准，一直没给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，所以到图书馆是来寻找方向的。
有读者来借书或者看书，我会比较好奇，他们为什么要看这些书?是写论文、写报道，还是说基于兴趣?我还会想知道，他对那本书、对那个领域到底了解多少?会不会是专家，或者就是个小白?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，都能产生思想的火花。因为多数情况下，看书学习都是一个人的行为，就好像练武术，得有个左右互搏的阶段。如果能找个人过招练练，对方又刚巧是个程度差不多的，这样更棒。
以前我们馆一层有个外文工具书的区域，书的内容不是像小说那种，可读性不强。有个老奶奶，一本一本看俄文大百科。她还在A4纸上抄写俄语词条，“核反应堆”之类的词条。她每次都拿特厚的一摞纸，抄得特别整齐。她应该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。我能感觉出来，她知识的专业性和对俄语的驾驭能力非常人可比。
后来这块区域改造，外文工具书没有了，换成了哲学书目，她就再也没来过。我对她印象特深，但是很遗憾没机会聊聊，我很想问问她，都是抄了些什么内容呢?
我印象比较深的读者，还有一位老先生。我认识他是2010年前后，他那时候刚退休，想学英语，他用莎士比亚的原版作品和中文译本对照着看，但发现有些中文翻译的句子反推不回去，就拿来问我。
后来这位老先生身体不太好，行动不便，严重到都没法走步行梯了。他如果要上三楼的阅览区，得搭乘外面的电梯上来，然后我们再把三楼的门给他打开。有一次他来国图，就是为了问我个英文句子，问完转身就走。他走向门口的速度非常慢，就那么一点点挪着。
我曾经听说，一些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先生，居然还记得自己的学问。像季老(季羡林)是98岁逝世的，离开的前几天，他还在看《罗摩衍那》。我是很相信这种事儿，将来如果我得了那种病，可能话都说不利索了，但是我的意识里会永远留着我学过的语言。
如果我能活到90来岁，如果我还在坚持、还能表达，如果那会儿还有类似《但是还有书籍》这样的节目，他们再拍一个那会儿的我，我再跟他们讲对于学问的这些“观照”，相信我的理解一定会更深。
